四十不惑。
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广州开发区四十年来栉风沐雨，从一片蕉林蔗地起步，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应对重重挑战，实现从“吃政策饭”起步向“打创新牌”跨越。
这片热土不仅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使命，更以全球化视野和制度性开放实践，成为全国开发区发展的标杆。
从黄埔新港到中新广州知识城，从第一条商业街到知识经济枢纽，广州开发区以“滚动开发”的方式不断扩展版图，形成了“三城一岛”的格局——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海丝城与广州国际生物岛相得益彰，共同描绘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今天，广州开发区正以“二次创业”的崭新姿态勇立潮头，它将如何继续书写改革开放的传奇？记者走进这片干事创业热土，探寻二次创业的底气。
二次创业，立法先行
广州开发区坐落于羊城东部，1984年建区时仅9.6平方公里，先后融合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广州保税区、中新广州知识城等经济功能区，并与广州市的行政区黄埔区深度融合，实行“六区合一”管理体制。
2024年11月1日，新修订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正式施行，为开发区新一轮改革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作为广州市第一部地方性法规，也是全国首部关于经济功能区的地方立法，《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87年颁布实施，至今已有37年，是保障广州开发区发展坚实而有效的准绳。
在不少开发区人看来，“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正是因为当年开发区率先提出了“依法治区、立法先行”，才让当时很多外商投资者既如沐春风，又无后顾之忧，保障了开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条例》的新修是新时代开发区对“依法治区”理念的延续。
之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已于2024年8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政策措施不得含有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包括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等”。这也就意味着，传统靠财税让利、土地优惠等“硬优惠”吸引企业的路已经走不通了，今后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将是在营商环境、服务能力等“软实力”方面的比拼。
在此背景下，开发区的发展方向悄然发生变化。新修订的《条例》中，“实行国家优惠政策、进行经济技术开发的区域”的表述转变为“要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和体制创新先行区、新型工业化发展引领区和高水平营商环境示范区”。
与此同时，“加快推动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依法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也被写入《条例》，成为广州开发区新的功能属性，而包含对外开放、营商环境、创新创业、知识产权、产业发展共五项内容的一体化发展，则成为开发区的发展新趋向。
以法治保障为前提，广州开发区的“二次创业”不光是其自身的改革发展，同时可以在与国内其他经济功能区的合作交流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共同改善营商环境、推进制度性开放贡献力量。
营商环境，护企为本
“没有官气”“和管委会打交道很舒服”“项目筹建阶段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管委会都能帮着解决”……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到广州开发区的“营商环境”，不少企业都会给出上述评价。
拿地之后能不能立即动工？竣工之后能不能即刻投产？企业紧迫的用电需求能否尽快满足？在招商引资和项目筹划阶段，很多企业有类似疑问。
为了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开发区想出了不少“金点子”，拿出了不少“好办法”。
“基地从动工到试投产仅10个月，项目建设的高效推进得益于广州开发区的有力支持。”孚能科技董事长王瑀表示。
作为广州近年来落地的一项大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今年六月，孚能科技年产30GWh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孚能科技广州基地）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正式试投产。然而，仅在一年多以前，这个项目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满足生产条件，企业需要报装70000千伏安的用电容量，考虑到供电可靠性和电价等多重因素，企业计划自建专用变电站。如果与现有公用变电站相连，需要架设约4公里的电缆，数千万元的投资，企业难以负担。僵局之下，管委会协调各方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原来，除了现有较远的公用变电站外，孚能科技广州基地选址附近还有一个规划未来建设的公用变电站项目，前期审批流程已走完，但因周边项目未落地，变电站还未开工建设。
在当地供电部门的支持下，公用变电站提前开始建设并优化选址于企业自建专用变电站旁，采用“国企代建、供电回购”的模式，由区属国企先行建设，而后由供电部门回购使用，从而大幅节省了专用变电站外线建设所需成本。
此举既加快了项目的竣工，又节约各方近4000万元，还加快了工业园区一处公用变电站和一家重点企业的落成，可谓多方受益。
除了积极寻求变通之外，以个性化的细致举措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广州开发区管委会许多部门努力的方向。
“工作人员不到40人，目前记录在册项目超过500个，一年组织跨部门专题研究230多场，要解决企业筹建相关问题580余个。”广州开发区企业筹建服务局信息管理科科长谢子建向记者列出了这串数据，“每个企业的问题千差万别，必须要‘一项目一专班’联动解决”。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服务好企业，‘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投资者’是我们的信条。”广州企业筹建服务局综合协调科科长梁硕研说。
为优化营商环境，找准改善营商环境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广州开发区在全省率先建立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选聘专业人员作为观察员对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建设提出建议，畅通政企沟通渠道，解决企业诉求。
“新加坡在‘数字政府’的建设方面走在全球前列，通过统一电子政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政府服务，而开发区许多涉及经营主体相关业务的平台还没完成整合，数据壁垒还没打通，这是我们需要在中新合作中向对方学习的方面。”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副局长冯传林谈起他与新加坡籍观察员交流后的收获。
知产保护，政企协作
“公司本来可以在行业成长期上市，却被一场旷日持久的知识产权诉讼拖了近三年，不得不接受一上市就碰上消费电子行业下行的逆势。”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秘王作凯接受采访时说。
方邦电子于2019年在科创板上市，是广州开发区第一家登陆科创板的企业，公司业务涵盖电磁屏蔽膜、极薄挠性覆铜板等，其产品大量应用于不少安卓阵营手机厂商。其电磁屏蔽膜产品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的拓自达。
2017年，在方邦电子冲击创业板上市之际，拓自达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方邦电子发起了专利诉讼，赔偿金额高达9272万元，相当于方邦电子当年半年归母净利润的2.4倍。
该案件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方邦电子均胜诉。
王作凯说，方邦电子虽然胜诉，但是客观上这起案件影响了公司的上市计划，在与海外企业的市场竞争中，着实在知识产权方面吃了回“暗亏”。
“广州开发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协调了相关部门为我们应诉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资源。”王作凯说。
这起案件给开发区不少企业提了醒。针对拟上市企业的切实需求，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在全省率先启动“知识产权助力科创企业上市工程”，遴选优质服务机构为科创企业出具知识产权科创属性报告，并开展知识产权风险排查及知识产权布局等服务。
截至目前，广州开发区已为近160家企业开展一对一上市知识产权深度服务，并出台全国首个科创企业上市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2016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中新广州知识城开展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此后，广州开发区与企业一道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精耕良久，积累了不少实践举措。
2020年5月，广州开发区联合中国人保财险开发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产品，不少企业在竞逐海外市场时多了一层保护。该险种自设立以来，累计已有255家企业投保，总保额高达5.28亿元。
“今年6月，一家企业的产品出口德国市场时，遭遇了来自意大利竞争对手的专利诉讼阻击，在这一保险工具的支持下成功实现逆转，迫使原告方撤诉。案件的胜诉也为这家公司成功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规划科科长陈文浩介绍。
为了激活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广州开发区也在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上不断探索：过去几年相继发行全国首单纯专利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全国首单纯商标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相关经验在国内多个地区复制推广。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科技企业加速器园区内，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的红色标语十分醒目——“中小企业能办大事”。这是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广州开发区考察时，对中小企业的殷殷嘱托。
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加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在探索新技术应用、重塑新场景业态等方面更具成本优势和发展潜力。
人们常用3个80%来描述广州开发区中小企业的活力：开发区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是中小企业，8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小企业，80%以上发明专利、创新成果和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
如果说“能办大事”是广大中小企业仰望的星空，那么从初创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的砥砺成长就是中小企业脚下的路。
在广州开发区，有118家企业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超过1600家，2024年公布的第八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中，广州有7家企业入选，广州开发区企业独占5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级单项冠军”，借助广州开发区的梯度培育路径，引领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们正积极在这片热土上尽情干事创业。
作为本土企业，明珞装备就在这条路上从一个小小的初创团队成长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科技企业，并发展成为有能力实现数字化工厂虚拟制造与工业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分析无缝对接的智能制造企业。
创始人姚维兵最早在广汽本田工作，熟悉精益生产模式，在积累了不少制造与技术管理经验后于2007年自主创业。
2021年，明珞装备通过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2024年入选第八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目前，明珞装备已在装备制造领域自主研发了十多项产品和技术，其中多车型柔性共线总拼系统是其最核心产品。
据了解，总拼系统是汽车焊装生产线上最核心的环节，即将车身底板零件和侧围零件及车顶横梁、车顶等零件通过焊接拼装在一起，形成“白车身”。该系统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会增加车辆的报废率和制造成本，许多汽车制造商在方案选择上非常谨慎，该领域也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
“与国外厂商的竞争异常艰难，我们最早推销生产线方案的时候几乎是半卖半送地让制造商去试用我们的产品，这才逐渐获得了业界对产品的认可。”一名老员工回忆起公司当年的“窘境”。
所幸功不唐捐，随着总拼系统方案被业界多家厂商采用，北汽、吉利等多家国内厂商也与明珞装备达成合作，公司发展逐步走向正轨。
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明珞装备自身也正在朝着链主型企业大步迈进。在今年的明珞数字制造科技节上，公司除了入驻新的全球总部外，还召集了数百家生态链企业共议智能制造的无限潜力。
“目前总拼系统已经更新至第三代，产品性能和综合指标更加精益，获得多家全球头部车企的青睐。”姚维兵介绍，明珞装备目前的国际业务占比超过70%，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汽车制造强国，并正将目光瞄向全球市场，要在全球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上寻找新定位。
新的动能，静静酝酿
开发区的四十年，也是历经产业迭代与动能转换的四十年，每一次变革都孕育新的机遇，也伴随着波折与挑战，一如开发区汽车产业当前发展的样貌。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汽车制造重镇，开发区是广汽本田、小鹏汽车等车企“大本营”，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批角逐汽车工业未来的新兴技术在这里迸发涌现。
在位于江心的广州国际生物岛，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幅极具科技感的画面：道路一侧自动驾驶小巴正在上下客，另一侧自动驾驶清扫车自动清理路边的垃圾。对岛上的居民来说，与自动驾驶车辆相伴几乎成为日常。
这些“未来车辆”是开发区本土企业文远知行（WeRide）的L4级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10月25日，文远知行正式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出租车第一股。
文远知行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能够在商业化运营上高歌猛进，也得益于开发区的开放性和包容度。
“广州的自动驾驶政策有两项创新：一是鼓励和支持自动驾驶多场景的应用，广州市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示范应用场景目录》，场景覆盖自动驾驶出租车、公交小巴、智慧物流、城市环卫等；二是坚持混行政策，逐步探索自动驾驶车辆与一般车辆在道路车容量上的平衡点。”一位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也正因为如此，自动驾驶行业内多项“全国第一”，例如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商业化项目、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小巴商业化项目、全国第一个L4级自动驾驶货运车纯无人牌照等，才能够在广州开发区落地。
“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等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城市生活问题，我们在广州开发区积累的技术和运营经验可以被复制到海外，所以我们正在积极拓展全球市场。”文远知行市场公关总监张羽雪说。
文远知行也是当前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国、阿联酋、新加坡和美国四地自动驾驶牌照的企业。
“阿联酋牌照的获得对公司和行业来讲都颇具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是全球首张国家级全域全车型自动驾驶牌照，文远知行可以在阿联酋全域公开道路，进行不限车型的自动驾驶测试和运营。”张羽雪也呼吁国内各地在自动驾驶测试和运营开放性上更进一步。
珠江对岸，南北走向的开创大道亦布局着汽车相关产业。道路的一侧，广汽本田是油车时代声名赫赫的广州名片，而在道路的另一侧，氢能产业也在默默孕育着行业未来的可能。
在鸿基创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简称“鸿基创能”）的膜电极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张张薄如纸片的黑色薄膜来回穿梭，这些燃料电池膜电极，可将氢气转化成电和水并驱动车辆运行。膜电极也被誉为是氢燃料电池的“心脏”。
鸿基创能是国内首家实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膜电极大规模产业化的企业。公司已在广东省内建成了两个燃料电池膜电极和PEM电解水制氢膜电极生产研发基地，年规划产能约1000万片。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动力电池路线大规模发展，产业链各项环节日臻完善，与之相比，氢能产业则处于缓慢发展的进程中。广州开发区原本2020年计划实现全产业链200亿元产值的目标，也被推迟到2025年。
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鸿基创能目前每年仅出货不到200万片膜电极，与计划的千万片产能还有不小的距离。
“的确要承认，氢燃料电池这条技术路线还相对不成熟，产业链上制氢、储氢等领域还需要不少突破性进展，我们也还没等到膜电极业务大规模商业化的‘拐点’。”鸿基创能董事长叶思宇分析，“但等待和坚持是值得的，一旦产业链上能聚集相关方面参与进来解决诸多问题，这个行业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就像动力电池的发展历程一样。”
在他看来，广州开发区在氢能行业上的产业布局、政策落地、人才引进等方面颇具前瞻性和引领性，是真正从培育产业的角度出台相应政策。
“新兴产业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开发区正和我们企业在同一个方向上秉持着同一份耐心，用心培土，静待花开。”叶思宇说。
对外开放，双脚并行
广州开发区因改革开放而生，四十年来“吸引外资”始终是开发区绕不开的话题。如今，开发区已实现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超30亿美元，在“引进来”上结出了丰硕成果。
当年，广州开发区有句话叫“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意在形容开拓者们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上勇于实践、敢闯敢干的勇气。
如今，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气质被赋予新的语境，因为答卷的另一面，还有探索高水平“走出去”的命题需要开发区钻研和回答。
中新、中欧、中沙……在这些对外开放平台的实践中，开发区正和企业一同探索“走出去”的多样路径。
在距离广州6000多公里外的沙特阿拉伯，吉赞经济城已成为推动该国非石油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城中的中沙吉赞产业集聚区由广州开发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沙特皇家委员会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四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打造，其中中方占股60%。
中沙合资公司——沙特丝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成立，在两国合作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中沙合作平台效能，与沙特政府部门、机构建立了良好沟通渠道，大力开展园区招商，持续推进产业项目落地。
开发区内企业深工新材，借助上述合作项目已在沙特建成3万平米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为配合沙特上游项目，该公司还在广州开发区同步建设高分子新材料AI产品跨境全产业链制造基地，以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
“项目以沙特石油炼化产品资源为基础，将沙特工厂生产的初级塑胶基材运回广州基地精深加工成光学及半导体电子组件，运往沙特组装成品后出口海外市场，打造原材料进口（中国）和返销产品出口（沙特）的产业闭环。”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局国际合作科科长王维说。
“深工新材在一期、二期项目推进过程中，在沙特发现了新的商机：我们发现智能家居产品非常受沙特市场的欢迎，于是又拓展了合作领域。”深工新材的一位工作人员描述这一项目的商业空间。
在和欧洲国家的合作上，依托国家发改委与欧盟委员会建立的区域政策合作机制，广州开发区已同欧盟国家开展了多轮结对合作，促进了中欧经贸畅通、产业协作、文化互通和人员交流。
“卡尔蔡司、西门子等公司的一些项目正是借助这一合作机制落地开发区，有一些已成为开发区吸引外资的代表性项目。”王维表示。
据她介绍，广州开发区开展的第三轮中欧区域政策合作更偏向中国企业面向中、东欧市场的“走出去”，“尤其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小企业孵化培育方面，不少欧洲国家的市场都期待来自中国的经验”。
从企业的现实需求出发，对标国际标准，加强对出口型企业的服务也是开发区探索“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WCO）为实现《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目标，构建海关与商界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倡导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通过构建海关与企业合作关系，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本国和互认国家（地区）海关的通关便利措施。
获此认证的企业，将享受更多的通关查验便利，其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比一般信用企业平均查验率减少20%，对出口运输来讲相当于“通关绿卡”。
广州开发区筛选重点企业，并定期将重点企业名单报送黄埔海关，黄埔海关通过成立黄埔海关企业认证中心，设立专门的“信用培育工作室”，对重点企业进行AEO认证辅导。
“海关是主动找上门来对我们进行培训，有了AEO认证就意味着我们的设备在经过很多国家的海关时可以减少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繁琐流程，这对推进海外项目建设进程至关重要。”前述明珞装备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站在四十年的历史节点，广州开发区清楚自己的使命：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营商环境，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
广州开发区提出的“二次创业”目标清晰：通过全球化资源整合和本土化制度创新，助力大湾区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样板。
未来，开发区将以中新广州知识城为创新样板，以“三城一岛”为发展引擎，推动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四十而不惑，广州开发区正以开拓之姿，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迈进。 本报记者李坤晟 莫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