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江湖行”，与大武汉一同“造血”
行走江湖，展示地球。本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长江商报)
从2003年的“绿色万里行”开始，武汉本土的环保NGO组织“绿色江城”至今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他们从80多所学校的环保教育行开始，到“行走江湖”“爱我百湖”“东湖大调查”“汉江调查”等活动，一边经历并感受着武汉的环境之变，也逐渐完善和规范着他们自己。“绿色江城”的志愿者现在已达到五万多，发起人柯志强告诉我，十年前他们在台北路写字楼租用的办公场所只有十平米，现在他们在武汉市环保所附楼三楼，甚至还有了专门的志愿者活动室。
我们特别对话武汉“绿色江城”公益组织，试图寻找一个本土NGO组织的渐趋成熟的十年，一窥武汉环保的十年历程。
愿景
希望武汉是“绿色的”和“生态的”
长江商报：“绿色江城”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绿色江城：从2003年起，发起人柯志强历时5年走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途经500多个城镇，行程8万多公里，见证了所经之处的环境现状。其间，他还在沿途100多所学校进行过“绿色呐喊”环保图片展出和演讲，这次行走，为“绿色江城”成立打了底子。在武汉建立“两型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觉得武汉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环保组织。“绿色江城”这个名字是我们的一种愿景，希望江城是“绿色的”和“生态的”。
长江商报：你们起步阶段，都做些什么？
绿色江城：一开始，我们做成本、门槛都不高的环保教育，有一点成效后，就申请了第一笔公益资金——南都公益基金，开始了“走进农民工子弟学校和乡村学校活动”。当时去乡镇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对我们这种形式的环保教育感到新奇，他们是第一次参与，能感觉到活动对孩子们环保意识的冲击。我们前后去了80多所学校，为5万多人提供环保教育，虽然比较微小，但一直有事情做。
长江商报：接下来关注的内容有调整吗？
绿色江城：一开始为了存活，比较盲目、没有系统计划。后来与其他公益组织交流中，我们意识到必须结合本地特点和区域性找准定位，也逐渐有了“本土的，也是世界的”这种意识。
当2009年世界湖泊大会在武汉举行时，我们开始关注并筹划涉足水资源保护。当年3月22日起，我们正式开启“行走江湖”。当时我们写了十个项目策划，行走的线路都画出来了，吸引来了一千多名志愿者。因为有了一定影响，我们很多活动内容后来都进入到大会中。后来，我们将这十次考察的内容汇总成调查报告递给武汉市环保所，听说还形成了一个内参。
行动
推动政府的环保进程和治理力度
长江商报：你们发起的这些活动，对武汉有哪些改变？
绿色江城：2010年我们发起了“爱我百湖”活动，10月底起，我们对东湖排污口进行了调查，先后开展了五期现场调查，督促启用了闲置两年的半侧山排污设施，每天减少2700吨污水入湖，还有之后东湖团湖14个排污口的关闭。当时市委书记阮成发还为我们这次活动授旗，鼓励这次行动。
有一阵子，媒体对沙湖填充问题关注很多。为了抗争沙湖被填，我们的志愿者几乎每天顶着太阳守在那里，最后问题有所缓解。南湖的综合治理工程我们也给了一些意见，湖岸线不能硬化，湖泊附近的塘堰不能填埋，也是在咨询我们后作的调整。这样的案例很多，我们发现，社会环保组织的加入开始推动和加大政府的环保进程和治理力度。同时这些系列活动也让我们在本土立足了。
长江商报：运行中与外界会有冲突吗？怎么解决？
绿色江城：肯定有。有一次，四五十个志愿者去调查塔子湖，被开发商的人围堵。后来，我们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调查时配备了对讲机，一部分人前去探视，用“观鸟”之类的借口过“关”，再喊其他人去调查。还有一些调查，我们没办法以真实身份去，就乔装。这些智取，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长江商报：你们对政府和企业持什么态度？
绿色江城：我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一些政府没有兼顾到的领域，是补充性的，力量比较有限，最后还是靠政府解决事情，但不能因此就依赖政府，要有分有合。至于企业，冲突不小。在中国NGO组织中谈论到底要不要企业的资金这个问题，80%的NGO坚持不要，因为利益的冲突性。好多事情如果拿了钱，就被动了，影响公信力和生命力。
普通人开始举报企业排污行为
长江商报：你们觉得普通人对环保的态度有变化吗？
绿色江城：环保意识普遍还是有提高，他们发现企业排污之类的行为，会向媒体和我们举报，还会拍照取证。
我们的志愿者中有一个三口之家，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环保意识强烈得很，有一次外出活动，小孩把垃圾在手里攥了一路，都攥出汗了，直到遇到垃圾桶才扔了。
长江商报：这十年，你们自己有哪些改变？
绿色江城：在逐渐成熟吧。明确了“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万里行”，第二个五年“江湖行”，这个五年，我们也越来越明确组织内部的规划和方向了。志愿者队伍现在越来越壮大，急需一个合理规范的制度去管理。我们现在都会备案，每个月举办沙龙培训，设置一些议题，让大家在讨论中提高认识和能力。
长江商报：目前来说，还有哪些问题呢？
绿色江城：主要还是基金问题，NGO的“造血功能”也是公益组织共同的问题。当然，缺乏资金只是外伤，缺乏筹集资金的途径和机制才是内伤。再一个还是人的问题，留不住人。
接下来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基金会，让本地企业注册资金，通过第三方运作实现自身造血，再加上一些公益营销，为我们的公益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资金来源。做公益需要不断积累正能量，只要是该做、能做的事，我们都会尽力。事情总是可以一点点解决，一点点推动的。
本报记者王巧爱实习生姚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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