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大庆油田职工聚集 抗议改变子女包分配制度
今年春天，大庆油田一角，远处是采油机。
5月6日，一名年轻人走入招工辅导学校。新京报记者 邵世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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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市公司中石油旗下最大的、最“古老”的油田公司—大庆油田出台新招工政策：老职工的子女如毕业于“二本”非石油专业或“三本”将无法直接“接班”，而要通过考试。部分职工及其子女集体表示反对。这是那个以王进喜为标志的激情迸射、高歌奉献的遥远年代，与推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当下时代的一次对撞。
一边是现代企业科学用人的制度合理性；一边是半辈子奉献体制，体制曾“包办一切”的历史合理性。这次对撞也许预示着超级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路的复杂与漫长。
“这场考试比高考还重要。”4月里发生在中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庆油田）大楼前的集体意愿表达没有取得效果，24岁的颜璐（化名）只得恢复了中学时的作息。每天上午7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未来的一个月里，她要复习7科考试内容。只为了考回油田，穿上父母身上的红色石油工人制服。
一个月以前，颜璐和她的家人们觉得这场考试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为此，老职工们从4月8日起，持续半个月在大庆油田大厦前表达他们的反对。
反对，是因为大庆油田今年改变了对于该公司职工子女“包分配”的政策：部分“二本”和“三本”院校的子女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时可以上岗，而是需通过委托培训一年的方式，择优录取。
“我们是石油子弟。”颜璐和她的同学们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称号。这称号不仅意味着荣誉—他们是王进喜等“石油大会战”前辈的后代；更意味着相对优越的境遇—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时，大批国企职工被迫下岗走入社会，而油田职工却只有少部分买断工龄，大部分职工收入稳定增长至今。大庆也因此成为这些国有企业职工心中的世外桃源。
2014年大庆油田变革招工制度，对三本和部分二本职工子女进行招考的消息传出后，大庆的近千名待业青年、应届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家长组成了广场上这支反对队伍。在他们看来，“到油田公司工作就像回家那样理所当然”。
回到大庆
就读于某“三本”院校大四的颜璐本打算回大庆油田工作，但新招工政策令其必须先考试
在2014年4月7日前，颜璐一直认为自己四年在外的求学就是为“回到大庆”而做的准备。
颜璐在哈尔滨一所“三本”院校读工商管理专业，今年大四毕业。当其他同学为就业奔波时，她拒绝了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月薪4000元的工作，“从没想过找工作的事”。颜璐琢磨的是大庆哪个井队附近饭店更多，仿佛她已经成为这个大庆油田正式的一员。
教育部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将有727万应届生，比去年增加近30万，而去年的应届生初次就业率为71.9%。颜璐曾陪着同学参加过招聘会，现场乌泱乌泱的人群和争抢着投递简历的场面吓住了她，相比同学，当时颜璐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如果没有招聘改革，颜璐这样的大庆石油子弟显然不属于庞大的求职队伍。“油田能不管自家的孩子吗？”颜璐的母亲说。
此前，大庆油田对于毕业于本科院校的职工子女，几乎是照单全收。最夸张的是2006年，油田录用了前来应聘的所有油田职工的子女—只要年满18岁。大庆人称之为“大兜底”。
然而4月7日，一份招聘改革的详细通知被传达至大庆油田各子公司，根据新的招聘要求，就读于“三本”院校的颜璐无法直接被录取。
“就好比晴天霹雳。”颜璐告诉新京报记者。
颜璐祖辈、父辈为之挥洒了青春的大庆油田1960年投入生产建设，1963年便形成600万吨生产能力，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庆几乎举一城之力供应了全国过半石油需要。以铁人王进喜为主人公的石油大会战故事更是在全国传颂。
颜璐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读大学期间，大庆油田的盈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1年，公司的盈利曾达到700亿峰值，此后则下滑至2013年的573亿元。
4月7日晚上，颜璐与母亲尽力压低哭声，参加过“石油大会战”的奶奶就住隔壁，老人身体不好承受不起刺激。
4月8日早晨8点多，颜璐和母亲来到了大庆油田大楼前。到了之后才发现，颜璐许多中学同学和他们的家人，都一块来了。
虽然油矿工作艰辛劳累，大庆油田新职工4万余元的平均年薪也并不算很高，但家长和孩子们看中的是稳定的生活和待遇。
“必须考上”
招工考试辅导班里，有多次没通过考试的年轻人，也有头发花白的年长者，他们为了成为油田的一员而学习
5月6日，如4年来每个平凡的日子，24岁的高哲在辅导班上课。老师正在讲阅读理解，文章是池莉的《收藏幸福》。黑板上方还贴着前年留下的励志标语：“试想2013年油田不再招工，因此2012年我们必须考上！”
大专毕业的高哲参加的是针对非应届毕业生的招工考前辅导班。从2008年油田实行招工考试起，各种考前辅导班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庆市的各个街区。辅导老师郑连友告诉新京报记者，类似的辅导班在大庆有数百家。
从“大兜底”到2008年的招工考试改革，一位大庆油田管理者认为深层次原因是中石油的利润下滑和用人成本的上涨。根据中石油的年报，中石油的员工成本从2004年起一路走高，而利润则从2006年中出现下滑。
另一名大庆油田管理人员介绍，大庆油田一直喜欢招本科生，2008年起的招工考试针对的是非本科生，本意是为了提高员工基本素质，但推行起来阻力重重。由于家长不断地抗议，招工考试试题始终局限在语文、数学两科，考试内容也仅为高中例题难度。
辅导班的师生们对此心知肚明，辅导中偶尔遇到稍难的内容，老师便会安慰大家：“这个超纲了，不考。”
辅导班上认真听课的人不多，高哲正在和辅导班上新交的女友说悄悄话。他几乎每上一次辅导班就交往一个新女友。“每年女友招工一考上，转身就跟我分手。”高哲说。由于屡考屡败，这已经是高哲上的第四次辅导班了，6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他将参加今年7月的招工考试。
据熟悉大庆油田人力资源的内部人士介绍，目前公司职工子女中待业人数约为2万人。通过招工考试成为油田职工，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目标。
头发花白的林水江（化名）已经是第3年参加大庆油田的招工考试辅导班了。在满是年轻人的班上，穿着破旧工装的他显得格外突兀。他几乎是班上听讲最认真的学生了，有那么几次他还犹豫着举起了手准备提问，但最后还是放下了。
作为“会战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林水江本可以成为油田职工，但他选择进了印刷厂，“我喜欢看着一份份报纸被印出来。”
改变林水江生活的是儿子的不满，开出租车的儿子从工作起就埋怨林水江令自己丢掉了油田子弟的身份。乘客大多是油田公司职工，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这让每天早上5点便出门拉活，时刻担心份子钱的林水江的儿子格外羡慕。
油田子弟的身份一代代继承。林水江的儿子觉得，如果不是父亲年轻时的“任性”中断了继承，自己本也该是乘客中的一员。
已近半百的林水江必须自己先回到油田，才能令儿子拥有油田子弟的身份。3年来，林水江的生活便是在日复一日学习语文、数学中度过的。“我成了老待业青年。”林水江说。
课间，高哲站在黑板前，像演讲一样高声说：“油田有什么好，早该被淘汰了！我们没有生活，我们是父母的木偶，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赞一个！”讲台下几个同学一起喊。
林水江没有抬头，他还在看卷子：二次元、椭圆、函数，一个个数学公式对他来说如此陌生。他长久地坐在书桌前盯着试卷，叹气道：“同学，能借你的给我抄一下吗？”
第一年参加考试，林水江被拦在了考场大门口，“他们都以为我是学生家长”。那一次，他语文得了70多分，数学交了白卷。
5月6日辅导班下课后，林水江赶回家给儿子做饭，高哲和几个同学则相约到附近的“风暴”慢摇吧喝酒。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夜晚他们都如此消磨。喝多后，几个待业青年瘫坐在路旁，望着远处发呆。
待业青年
油田职工说，“大庆只有两种工作：市政和油田，其他都是待业。”
“大庆只有两种工作：市政和油田，其他都是待业。”2000年买断工龄的油田职工李卫红说。
4月的这场反对中，有一群年轻人始终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像是一群看客。他们就是李卫红口中的待业青年。与应届生不同，他们一方面是希望油田再一次“大兜底”招工；另一方面则是“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但被父母逼着来闹一闹”。
高哲的反对表达十分“敷衍”。他只在头一天去了次广场，还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用微信和女友聊天。“只是为了给父母看。”高哲说。
高哲高中毕业后，去北京打工，一个月挣4000多元。但在油田职工的父母眼中，“打工能算工作吗？”母亲不断催他回大庆，有几次甚至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类似的遭遇在待业青年中屡见不鲜。李卫红的女儿陈然对去油田工作兴趣不大，她曾瞒着母亲去大庆市的汽车4S店当销售。李卫红得知后哭了起来。孩子们对理想的尝试在家长们看来幼稚而可笑，“以后他们会知道一份安稳的工作多不容易。”李卫红说。
李卫红用现实教育女儿：不进入油田连对象都找不到。不久前，万达广场正在举办大庆首届万人相亲大会，商场里立满了写着未婚男女资料的展板。李卫红注意到，择偶要求和基本条件一栏基本都差不多：油田公司职工。
被母亲从北京劝回来后，高哲在大庆市的求职每次都以失败和冷眼告终。一次他到经六街的歌厅应聘保安，对方一看身份证便拒绝了他：“不要油田子弟。”
工作半年后，陈然所在的4S店业绩总结，本以为销售额名列前三的自己会得到嘉奖，没想到老板对她说：“下半年你去前台吧，反正一招工你们就会走。”
经六街一家歌厅老板告诉新京报记者，大庆私营企业普遍不愿意招收油田子女，一是因为只要招工考试通过了，油田子女便会立即辞职离开；二是因为许多油田子女不能吃苦，好逸恶劳。
四处碰壁的高哲苦笑道：“摆在待业青年们面前的似乎只剩下招工一条路。”
从北京回大庆后的4年，高哲报名招工考试四次、落榜4次，交了6个女友，课余打了5、6份零工。今年如果再考不过，他说：“明年再考。”
这几乎是辅导班上所有“待业青年”的答案。5月6日，辅导班的语文课上，《收藏幸福》最后一道阅读理解题讲完时，老师问：“同学们，幸福是什么啊？”
“考上呗。”林水江大声回答。
父亲走过的路
大庆油田渴望打破封闭的用工体系，并因此设置了考试门槛；颜璐渴望走上父亲走过的路，必须跨过这道坎
颜璐的母亲有个希望，她希望“祖祖辈辈”都能生活在这6000平方公里的油田上。
1960年，颜璐的爷爷、奶奶来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那时的大庆还是一片荒沙野岭。从懂事起，爷爷便对颜璐讲述大会战的故事，“忍饥挨饿沙当面，天寒地冻雪作床”，这是每一个石油子弟都耳熟能详的句子。
每个石油子弟与大庆油田都有他们特殊的感情链条。
对于颜璐这个“油三代”是“奶奶给王进喜送过饭”。对于14年前买断工龄的周秀丽则是红色的油田公司制服，她已脱下这套衣服多年，如今期盼着女儿能穿上这套衣服。
虽然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家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但在大庆，这一制度从未产生过实质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大庆油田像是计划经济招工体制最后的“孤岛”。
在2002年、2006年，大庆油田便曾爆发过和今年类似的集体反对。压力之下，大庆油田这两年都对待业青年进行了“大兜底”招聘。
尽管2008年实施了对本科以下职工子弟的招工考试，但油田职工介绍，随着近年来大学的扩招，读个“三本”已并非难事，因此当年的招工改革影响范围有限。
今年大庆油田针对职工子女的用工政策又有了调整：“一本”和“二本”石油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基本会被直接录取；但“二本”非油田相关专业、“三本”的应届毕业生则无法直接上岗就业，而要委托大庆技师学院对该类毕业生“委培”1年，随后再择优录取。
一位大庆油田管理人员介绍，招工考试的目的在于提高职工基本素质。多数情况下，“一本”、“二本”石油专业的学生分到管理岗位，而“二本”非石油专业、“三本”的学生往往分到操作岗位。公司发现，后者在理论、技能方面都往往无法达到油田对“操作岗位”的要求，油田为此进行招工调整，以保证后者上岗后更快适应工作。
部分大庆油田职工认为，中石油效益的下滑是此次招工改革的背景，“国家有关部门出于对中石油的企业性质和利润考虑，要求中石油用工数量要从之前的180万降至140万，但每年的用工递减还不能达到这一要求。”
今年大庆油田应届生招聘中，外地户籍占比超过90%。“我们正是要打破这种封闭体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庆油田中层领导介绍。
然而，大庆油田管理层的种种努力，并无法说服部分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们。
采油机的头越摆越慢，钻井机也越钻越深，父母们并非不清楚大庆油田效益在不断下滑。“但他们不在乎”，高哲说，父母们认为，“哪怕是倒闭前一天进去了，油田就能管你下半辈子饭吃。”
4月8日上午，大庆油田大楼前。反对者李卫红在人群中喊道：“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不能让小辈来继承？”
当天离开时，有人唱起了几乎每个大庆油田职工都会的一首歌，《再筑时代铁脊梁》：“父亲走过的路啊，依然飘酒香；父亲走过的路啊，依然歌声扬。”
颜璐也坐着公交回到她位于萨尔图区新村7区的家，一路要路过大庆采油科技馆、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以及无数转动不停的采油机。这正是她父亲上班的路。
出大庆记
王垚觉得回大庆就像穿越到一部以20年前为背景的电视剧里；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渴望离开大庆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当颜璐渴望进入油田系统而不得时，当高哲这样的待业青年们在努力子承父业时，李菲（化名）等另一部分大庆油田子女选择离开，离开油田，离开大庆。
李菲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她曾数次和家人提起将来想去当演员。“父亲骂我是不孝女。”
让李菲失望的不仅是家人、朋友的生活状态，也是大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面貌，她觉得这座城市不断变化的只有人口数量和GDP数字，人们谈论的话题和20年前毫无区别。
2010年毕业后，李菲外出打工。4年里，每当她遇到困难，父亲都会说这是没有参加招工导致。
有一次回家探亲，李菲兴奋地告诉大伯，这一年她拼命努力做事，赚了不少钱。但大伯没等她说完就直接打断：“你打算什么时候参加招工？”
在老职工们看来，离开大庆的多是失败者。“出去没几个收入比在家多。”周秀丽说。2008年全国人均GDP统计数据显示，大庆人均GDP为8.13万元，位居东北地区第一，远超第二位的大连。而相对于大连动辄过万的房价，大庆中档小区的房价只有五六千元每平米。
直到李菲转型做歌手、模特，不断收入稳定且优厚后，她与父亲的这场战争才算告一段落。但李菲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停战，在这场背叛大庆的出走中，她并未最终获胜。安稳的生活，这一诱惑时刻准备再次向她袭来。
选择“背叛”的不止是李菲，还有更多的年轻人。4月后，父母便不断催促大四的王垚准备参加油田今年针对应届“三本”学生设置的招工考试。“论文糊弄一下就行，赶紧准备油田招聘。”父亲对王垚说。
父母的决定，让王垚觉得自己丧失了未来的种种可能。王垚觉得每次回大庆都像穿越到一部以20年前为背景的电视剧里，和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不愿让父母伤心的他准备故意考低分不通过考试，“这样才能出去闯一闯”。
23岁的董程明在广东一所三本院校上大学，他也拒绝了父母让他回到大庆的要求。父亲认为在三本院校就读编导专业的儿子不可能找到工作。而董程明准备去剧组当一名场记，“饿不死就行”。
今年4月，李菲的父亲再次劝告她回来招工，“这可能是最后一年招工了”。
“那这就是我最后一次拒绝了。”李菲说。
5月9日，李菲回到大庆参加姐姐的婚礼。婚宴上满桌的话题都围绕着招工、待业、石油公司。偶尔还会有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看李菲，感叹在外生活的艰辛不易。
酒店外不远，是遍布大庆各处被称为“磕头机”的采油机，正一上一下地运作着。李菲说，如果留在原地，这将是他们人生的象征。“只能一下下对命运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