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问题谁有调查权
因贪腐落马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震动了官场，同时给学术界出了一道难题。东窗事发之前，他两次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尽管没能如愿，但根据法庭上的供述，他受贿的钱财不仅用于日常消费、包养情人等开支，还曾用来为自己包装学问、参选院士。
这个案件令很多院士十分气愤—它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学界最高荣誉真的能够花钱去买吗？张曙光究竟花了多少钱、给了谁？
“张曙光的事情，很多院士生气，我也生气。”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院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起此事，希望此案能查清楚。
2013年9月11日，针对张曙光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迅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在张曙光2007年、2009年两次参选院士过程中，未收到“花钱参评”的相关投诉。中科院还强调，“在此次有关方面的司法调查中”，如查实哪位院士有受贿等违法行为，将严格按照院士章程撤销其院士称号，绝不姑息。
中科院的立场很清楚：希望司法调查能够核实张曙光“花钱参评院士”的说法。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院士说，张曙光参选时，有过一些关于他学术问题的举报信，不止是他，一些院士候选人参选后，告状信也跟着来了，这些信可能反映了真问题，也可能是诬陷信，不能因为一封信就取消一个人的参选资格，但问题是，到底谁来调查核实更具权威？司法部门可以去调查案件，采取各种手段鉴别，但科学院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果让当事人所在的单位调查，又难以使人信服。
他认为，修改和完善院士制度时，应好好考虑这个难题。他还提醒，处理此类事情，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要被舆论“绑架”而轻率得出结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与张曙光同在铁路系统，他并不避讳对张曙光参选院士的反对。他向记者表示，他曾一再向原铁道部领导反映，不要再推荐张曙光参评院士，否则会“丢铁道部的人”。曾任铁道部部长的工程院院士傅志寰也反对张曙光评院士。
张曙光后来“避开”工程院，参选科学院院士。王梦恕至少对十几位科学院院士反映过张曙光的问题，“拉了不少反对票”。
如果没有这些反对票，也许张曙光已经成为院士。
要不要取消部门推荐资格
在张曙光参选中，原铁道部的力挺起了巨大作用。我国的院士没有“申报”，而是推选产生，候选人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是院士推荐，要么走部门推荐。几位院士可联合推荐一位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以及解放军四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科协等也可作为归口初选部门，推荐院士候选人。
顾秉林院士认为，现在应该进行院士推荐制度的改革。“到现在，‘院士’陷入太多的利益纠缠。”他说，一些部委参与，掺杂了许多其他因素。院士主要是学术荣誉，最有推荐权的应是学术界。理论上来说，同行院士推荐最为合适。但其中一个问题是，国外选院士主要看学术水平，我国不仅看学术，还要看道德、看学风。学术之外的东西，推荐人未必清楚，要靠单位去了解。
因此，顾秉林认为，院士推荐应是最重要的评选方式，但是怎么与部门沟通、协调，需要研究。
他还建议，针对那些多年来推荐的候选人当选率较低的部门，可考虑取消其推荐资格。
周其凤院士也认为，院士推荐的渠道相对来说没有问题，现在出问题的，可能是在行业、部门、省份的推荐中。“是不是可以只有院士推荐？这是可以考虑的。”
王梦恕院士对此却持迥异观点。他认为，“最好不要院士推荐”。原因是，院士推荐可能带来近亲繁殖，一些人会倾向于推荐本单位的候选人。在他看来，虽然各地、各部委推荐候选人也有问题，但是跟院士推荐不同，起码过程中还要组织几次讨论。
他的建议是，候选人可由各个学会推荐，再到中国科协来竞争。这些学会相对“比较超脱”。
去年，农工党中央的政协提案中，建议取消归口初选部门与省市推荐方式，完全由各学会负责推荐院士候选人。
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科学院和工程院分别征求过意见。王梦恕给他所在的工程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建议取消工程管理学部—在工程院各个学部中，该学部最为人诟病的是，一些院士同时是官员。2000年工程管理学部设立时，就有不少院士担心它变成“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他还主张，工程院评选院士时，专业设置要合理，不要“太杂、太俗”。比如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谢剑平院士，出自烟草专业，当选之后争议不断。谢剑平的老师、已故的朱尊权院士，也是烟草生产与加工技术专家。此外，工程院还有“调料院士”。
王梦恕对记者说，据他所知，谢剑平院士的工作很扎实、品德也很好，“烟草院士”引起争议，背后是学部专业设置的问题。应在国家更为重要的学科领域遴选院士，而现在的学科太多、太杂。
“我自己的感觉，总体来说院士制度是个好制度，包括遴选过程是好的。”周其凤指出，除了客观的学术、道德等标准之外，院士评选难免有人的因素起作用。比如，一位院士与候选人有很大的矛盾，就可能会极力反对，但这不是制度的问题，任何制度都无法去除人为因素。
他以自己所在的化学学部举例说，投票时除了考虑学术水准和贡献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学科的平衡，化学的分支很多，大家会考虑不能让院士都集中在一个分支。“平衡”只是开会时主持人会提醒大家，适当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怎么投票，仍是院士自己的权力。
曾宣布放弃参评院士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也公开表示，评选中科院院士的体系，“大体上是比较公正的”。
“见了院士要尊重点”
在院士评选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做过大量探索，评选办法不断修订和完善，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1992年通过，此后每两年修订一次，迄今已改了10次。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用这句话来形容院士评选并无不当。2010年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做工作报告中坦言，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干扰有所增加，如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以及“集成、包装”现象等。
在次年的增选中，中国工程院给候选人发了一封公开信，重申要杜绝助选、拉票等干扰院士评审和选举的不正当活动。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庄辉、曾溢滔、秦伯益发现，在公开信发出后，“助选”人员仍不放弃活动，甚至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向院士“推荐”，继续拉票。4位忍无可忍的院士联名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我们的心声》。
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院士成为某些单位的“学术资源”，或是某些单位领导的“业绩”。有些单位不惜出资“公关”、“包装”。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李永丹参加过“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他呼吁让院士“走下神坛”。他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院士数量很少，项目评审也少，90年代中期，科技经费多了，论证会也多了起来，往往要请几位院士出来，把他们“抬得高高的”，院士在资源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新世纪，各个单位就都明白了，原来院士多，有这么多好处，于是各单位在推举院士上，也都热心了起来。科技界的少数擅钻营的人，也看明白了门道，院士增选成了‘小华山论剑’。”
李永丹参加过一个学术活动，组织者在排主席台上的座次时，要请院士坐主席台，问哪一位外宾是院士。恰有一位是一个小国家的工程院院士，就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而另一位外宾，是国际上一个大的学术领域的主席，却没有被请上台。开幕式上还强调，台上坐的，都是学术地位崇高的院士和政治地位崇高的领导。
他注意到，那位没坐主席台的国际联合会主席，到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
这几年，一些跟李永丹同龄的学者当了院士。有一次，他与一位老朋友、新院士开了几句玩笑。过后，另一朋友提醒他—永丹，你以后见了院士要尊重点。
公关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些院士年老了、糊涂了还去管事，这个显然不好，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对记者说。
袁亚湘也希望破除对院士的盲目崇拜。“你要淡化‘院士’，比如你采访我，你可以介绍我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不要动不动就说是‘院士’。”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别说是我们普通的院士，连白春礼这样的科学院院长，都经常被报成‘白春礼院士’。‘院士’最好不要出现在媒体。”袁亚湘说，国外媒体报道会说某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不会写院士等头衔。在国外开学术会议，谁也不会强调你是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而是会介绍你是哪所大学教授，不会加个“院士尾巴”。
他记得，1996年自己还是个年轻学者，去参加香山科学会议，自己的名字就插在很多院士中间，比如北大的张恭庆院士、中科院的杨乐院士等，没人在意这种事情。但是现在不管去哪里开会，一般都先把院士放在前面，可见风气的变化。
他认为，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有意把院士的牌子“抬”了起来， 把本单位几个人当了院士当成政绩，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工作。要管住的是那些给“院士”称号附加太多利益、把院士捧得过高的人。
“我们这些人，对‘跑院士’的人不齿，见都不见。评新院士时还是非常严格的。反过来说，院士评选上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袁亚湘说。
“公关不见得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可能会打负分。”周其凤告诉记者，公关很多时候会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对于院士制度改革，袁亚湘表示，院士们左右不了外界因素，从自身来讲，改革就是要把国内最优秀的、各个学科有影响力的、学问上的确有突破性成果的人选进这个圈子。他觉得，个别院士、个别院士候选人的问题，不能扩大到整个制度上的问题。“你不能因为张曙光的事情来否定整个院士制度。这个逻辑是非常荒唐的。而且他还没选上院士。”
另一方面，袁亚湘强调，一个人能否当选院士有很多影响因素，很多优秀的人才完全具有院士水平，却与这个称号失之交臂。这跟诺贝尔奖总有“遗珠”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亚湘强调，更应尽量淡化“院士”这个头衔。“当前的问题，还是需要大家回归自然，淡化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