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昆明２月２４日新媒体专电 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遇重大突发事件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接受媒体采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全面推进各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工作。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再到中办国办联合发文，中央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不断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如何从中央的“要求”走向地方自觉践行的“守则”？
中央再提“信息公开”，有何深意？
根据《意见》，要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推进行政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
“公开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又能形成社会合力来解决问题。”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认为，强调要回应公众关切，有现实的针对性。“这是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基本路径”。
《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依法积极稳妥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云南省马龙县委书记贺勇认为，随着“自媒体”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公开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各级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另一方面不断推进依法行政。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看来，中央再次要求加强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进一步反腐，也顺应了民意。“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通过进一步公开政务信息，有助于从源头上制止腐败”。
与过去相比，此次要求范围更广、要求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以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为例，具有制度建设上的意义。”董天策认为，尽管决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中间的相关方案、进程通过各种形式预公开，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有助于科学决策并减少腐败。
云南一名基层干部表示，中央再次强调信息公开，对各级政府推进这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虽然有压力，但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历经多年，一些地方仍在“捂盖子”
从２００８年５月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再到中办国办联合发文，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提速，新闻发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许多地方和部门还建立了例行新闻发布制度。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主动组织新闻发布，逐渐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共识和普遍做法。
然而，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事件发生后不是主动地回应舆论关切，而是想方设法拒绝公开信息，要么念“拖字诀”，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搪塞公众和媒体，甚至动用公权力“捂盖子”。
河南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直到河南省政府安委会询问时才上报，距离事故发生已经６６小时；黑龙江鹤岗矿难瞒报超过３０小时，记者采访遭遇推托；山西发生苯胺泄漏并引发重大环境污染，由于缺乏权威信息且处置不及时，造成下游河北邯郸大面积停水并引发公众恐慌；广西镉污染后绕开春节发布信息，公众知情权被忽视。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虽然各地都在践行政务公开，但推行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在董天策看来，中央再次发文要求政务信息公开，说明一些地方信息公开做得不好，甚至有回头的倾向。云南一名宣传部门负责人也告诉记者，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或者社会关切问题时，一些领导容易存在侥幸心理，怕事情公开后会扩大影响，进而影响自身前程。
如何让信息公开从中央“要求”变成地方“自觉”？
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捂盖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一些地方甚至仍停留在“应对”的思维上，控制的观念强烈；从管理体制上说，“稳定”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放大，很多时候往往不作为没关系，而出了事可能就官位不保。
“主要领导要以勇于担当的精神，在第一时间领导和组织发布真相和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体报道权。”贺勇认为，领导干部应该淡化官员意识，主动与媒体沟通，向大众通报情况。
“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还是存在问题，督促一下就公开一下，感觉在‘推着走’。”云南省曲靖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全恩德认为，关键在于形成硬性约束的机制。对此，《意见》明确要求强化激励和问责，把政务公开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信息公开成为各级政府的硬性要求。
接受采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要让政务信息公开变成各地各部门都自觉遵守的规定，“想公开、快公开、真公开”。“要抓住那些‘不公开’‘假公开’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和惩处，让试图掩盖真相的人感到紧迫感和压力。”范以锦说。
董天策认为，信息公开建设还应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的作用，形成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媒体应该回归本性，除第一时间报道信息外，还应通过深度报道和评论来引导舆论，不能只讲正面，而是要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