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建设全球城市的多维度指标考量
深圳建设全球城市，需要从多个维度的指标进行考量。
首先是国际通行指标。权力、空间和“流”（flow）是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对于城市理解的关键要素。城市的发展需要各种权力集中，通过权力实现空间的生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即人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这些要素适用于全球任何城市，深圳建设全球城市需要首要考虑这些因素。
1. 人流。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是有形可见的，人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人的流动是各国彼此认知了解的必要条件。人流包括基础劳动力和高端人才。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权力集中）的城市或者城市群，一定是人流高度聚集的。
2. 资金流。资金的流动是有形的，分布不均衡，具有聚拢效益和地域的偏好。资金流推动了全球的产业转移，加快了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布局，推动了区域发展。同理，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权力集中）的区域一定是资金流高度聚集的。
3. 物流。物资的流动是有形的，具备平衡市场供需的特殊属性，全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供需都要通过物流达到平衡。区域内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需要发达的物流。
4. 信息流。信息的流通是无形的，可分类为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对称信息是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反之则是不对称信息。权力集中的城市或者城市群一定是不对称信息的聚集之地。
此外，深圳建设全球城市还需考虑与我国国情相关联的一些指标，主要有：
1. 城市的政治功能。中国城市的发展上限很大程度取决于行政级别和起到的政治功能。首都、行政特区、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市和县级市，能初步反映各个城市的行政级别。省会城市往往都是副省级，有省内政治中心的特殊政治功能。一省有两个副省级城市很难出现省会独大的情况。
2. 城市的经济功能。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在中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经济作用。经济功能还包括了金融中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金融中心城市聚拢效益最明显的区域，其中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广州则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3. 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就和其地理位置紧靠香港有关。历史则能彰显一个城市的软实力，如北京在历史上就长期是中国的首都。再如香港和澳门奉行的“一国两制”政策和其历史有关，中国特区的建立也因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4. 城市的文化传承。文化也是城市软实力的一部分，如广东的粤商文化和浙江的浙商文化，让两地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高地。改革开放以后，广大港商和华侨也乐于把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广东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为广东40年来的经济腾飞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5. 城市的政策和制度红利。制度原本为一种共同遵守的规矩，利用不同的制度吸引资本则被认为成是制度的特殊化。在中国利用优惠政策（政策红利）或者制度特殊化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税收洼地”效应，从而集聚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二、深圳建设全球城市的制约因素
（一）土地资源使用效率有待提升，企业发展和居民生存成本不断提高
深圳发展空间紧张，建设用地几乎饱和，可用土地资源相当有限。深圳是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里土地面积最小的城市。深圳土地资源空间紧张体现在高占比的建设用地上。2020年，深圳的建设用地规模已达1000平方公里。除去大面积的山地，深圳可用土地所剩无几。2020年，深圳建设用地占城市总面积达50.3%，远高于北京的17.4%和广州的26.2%，与上海的50.2%相当。在原本紧张的土地资源上，除了产业用地，深圳还需要兼顾一系列配套用地如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教育医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土地资源紧张可见一斑。
深圳的土地使用情况不够理想，存在错配现象。根据《证券时报》旗下数据宝发布的《2019年320个城市房价排行榜》，深圳以65516元排名全国第一。房价居高不下与住宅供应较少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深圳土地资源紧缺，住宅用地供应量一直远少于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深圳的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占比偏低，不足25%，导致深圳的住宅供不应求。与住宅供不应求不同，深圳的写字楼的空置率却长期居高不下，供大于求。
成本不断提升打压制造业发展空间。据经济学人2019年《ked》揭示，深圳综合生活成本高居全球第25位，在我国仅次于香港。高成本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就在房价上，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
成本提升是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比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发达城市的成本都居高不下。在结构转型、成本提升的爬坡阶段，纽约、伦敦等城优先保留高附加值工业，转移相对低端的工业。随着三产服务业占比上升，这些城市大力发展以金融为首的高端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最终“腾笼换鸟”成功。深圳土地资源紧缺，成本又在不断攀升，所以一直都面临制造业外迁的问题。
多座全球知名城市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均在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外迁以后沦为“普通城市”。其衰弱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停滞、产业外迁、就业人口减少、市区人口逃离或外迁、商铺（写字楼）空置率增加、城内原来的基础产业链和生态链遭到破坏、居民收入和健康状态恶化、劳动市场和社会空间极化伴随着居民的种族和阶级冲突等。前车可鉴，企业被迫外迁是深圳现阶段发展的一大挑战。
（二）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不畅，要素流通存在不少梗阻
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城市群不同，拥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四个核心城市，其协同难度也是中国城市群里最大的。目前大湾区内城与城之间的梗阻较多，要素流通不畅。粤港澳大湾区虽然被定义为“9+2”，这里的“2”即港澳，远没有做到与其余9城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方面的全要素流通。即使是9城内部，整体规划建设依旧比较散乱，机动车互相限行，跨市地铁线路建设也因规划建设及投资事权的归属问题复杂而推进艰难。
从人流来看，大湾区内人力资源尚未形成有效互补。在异地养老、跨境通关和跨城居住方面均有明显不足。以异地养老为例，多数都是以地级市统筹。各统筹地政策不统一、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不一致，医疗保险结算起付线、自付比例、封顶额度等计算标准都不相同。大湾区内部异地养老无法资源互补，即使目前广东正在推动省级统筹，但是港澳居民跨境养老仍面临不少梗阻。
从物流来看，大湾区的物流产业有效互补不足。香港有与国际接轨的物流管理优势，然而这些优势并没有被湾区其他城市充分利用。深圳和广州等城市有辐射内地市场的优势，香港也没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从资金流来看，大湾区资金梗阻明显，本币互换困难。从信息流来看，深港之间信息交流非常有限。惯用通讯工具、社交网络、信息来源都有巨大的差别。信息交流尚且受阻，信息资源则更难互补
（三）深圳与全球城市的连接度较弱，国际化程度不足
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森纪念财团、科尔尼咨询公司等机构，被认为是国外对于全球城市研究知名度较高的企业。深圳在森纪念财团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未能上榜，在其余全球城市榜单上的排名也较为靠后。
根据2019年的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香港已连续多年保持在第5的位置，仅次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北京位列第9，上海第19，台北第44，广州第71，深圳仅排名第79位。深圳商务活动指标（Business activity）相对较强，然而信息交流（Information exchange）、文化体验（Cultural experience）、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均明显不足。
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2020年全球城市分级排名，深圳处于Alpha-等级，在中国排名第6，在中国内地排名第4。
2020年GaWC全球城市榜单体现了各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伦敦和纽约被认为是世界城市网络中最主要的城市。此外，GaWC对于单个城市之间的连线进一步分析，Alpha-级别以上的城市连线，伦敦和纽约是出现最多的。此外，香港、上海、新加坡、北京、迪拜、东京和巴黎等城市也频繁出现。中国城市连线能够进入Alpha-级别以上仅有香港、上海、北京和台北，其中香港、上海和北京与其他全球城市的连接度均非常紧密（表2）。
中国城市与其他全球城市连接度在beta-以上的，深圳仅有深圳—北京1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链接度明显不足。广州则有6组，分别是广州—北京、广州—伦敦、广州—纽约以及广州—上海、广州—新加坡（beta）和广州—香港（beta+）。北京和上海在beta-以上的城市连线数量均超过了30组，香港则超过了40组。深圳较弱的全球连接度也在其机场国际化程度上得到反映，2018年深圳全年的国际航班起降架次32531次，只相当于北京的1/5、上海的1/7。根据全球航空数据分析机构英国OAG公司发布的《2019超级枢纽机场指数》报告，深圳机场的超级枢纽指数在全球排名91，在全国排名第5，落后于香港、浦东、白云和首都机场。
（四）海洋资源挖掘不充分，国际海事话语权薄弱
2017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深圳和上海要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这是该规划里仅有的两座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且深圳排位在上海之前。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面临海洋资源利用不充分、海洋基础科研有待提升和国际海事话语权薄弱等问题。
海洋资源利用不够充分。深圳具有药用价值的海洋生物品种较多，达四五千种。然而目前深圳的2000多家水产品公司基本从事水产养殖业，涉及高端海洋生物业和海事研究所明显不足，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此外，深圳在海洋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较弱，深圳设有海洋领域专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远远少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与深圳正在着力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不符，深圳在海洋基础科研有待提升。
国际海事话语权薄弱。2019年深圳港完成集装箱量2577万TEU，集装箱货物吞吐量排名全球第四。虽然深圳港以深水港和货物吞吐量为标准的资本密集型的国际航运中心已经初具规模，但与大规模的海运规模相比，深圳的海事话语权非常薄弱。1999—2015年中国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提案总数位列所有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第12位，仅为日本的1/4和英国的1/3；国际海事组织三大公约（STCW，SOLAS和MARPOL）中国提案平均参与率（2.0%）不及美国的1/4（8.6%）。全球超过80%海事仲裁案均在伦敦开庭。即使在国内，香港和上海等城市在海事仲裁方面的优势也远大于深圳。中国内地共有11家海事法院，深圳仅有广州海事法院深圳法庭。深圳对国内和国际海洋海事规则和标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非常薄弱。
（五）城市文化内涵欠丰富，文化软实力仍需提升
2019年，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超过3000亿元，占GDP比重约为11%，较美国的31%、日本的20%、欧盟与韩国的15%，差距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城市相比，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值有逐渐追近的趋势，然而文化内涵与影响力依然差距巨大。
深圳在文化、创意、设计等文艺类的教育资源不足。世界时尚之都均依托各自城市顶尖的时尚教育学府。比如纽约，有帕森斯设计学院、普瑞特艺术学院、纽约大学和纽约时装学院等引领全球文艺的大学。伦敦也有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和中央圣马丁等全球艺术的殿堂。此外，米兰理工大学、法兰西时尚学院和东京艺术大学等高等院校，让米兰、巴黎和东京在建设时尚之都过程中，集聚了一批国际时尚资源和时尚创意设计人才，形成了纽约、伦敦、巴黎、米兰四大国际著名时装周以及米兰国际家具展、伦敦设计节、法国巴黎家居装饰展、东京设计周等特色创意设计会展品牌，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了内涵与活力。与世界时尚之都相比，深圳在高端时尚教育资源方面差距显著，时尚教育体系不够完善，高端设计人才显著不足。
时尚生态系统级别较低，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不足，文化软实力有待提升。纽约和伦敦之所以被认可为全球标杆城市，不仅体现于其在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引领地位，也体现在文化方面。巴黎和米兰也有世界奢侈品之都的美誉。与之相比，深圳的文化认可度差距尚远，缺乏对于全世界艺术品的设计和定价能力。深圳的国际高端时尚资源集聚程度不够、国际时尚交流合作层次较低、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展示平台。深圳对传统产业的时尚改造尚难成体系，产品展示平台、产业融资平台、综合交易平台建设等均需进一步加强。
（六）基础研究较弱，创新成本上升过快
深圳在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源头创新能力较弱。深圳虽是全国IP和知识产权报备最多的城市，但是应用级别的创新远远多于科研转化型的创新。深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深圳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为3.13%，低于北京（14.7%）、上海（7.7%）、广东省（4.3%）及全国平均水平（5.5%），深圳的基础科研投入占比尚不足美国（17.2％）、英国（16.9％）等发达国家的1/5。
深圳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的资助仍然较少。2019年深圳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科研经费占全国比重，均仅占全国总数的1.2%左右，大幅落后于北京、上海和广州。国家级创新载体数量少。截至2019年，深圳各级创新载体2258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和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16个，占创新载体总量的比重仅为5.14%。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仅有6家，远低于北京（116家）、上海（44家）、广州（20家）。
缺乏一流大学和学科。从国内外科创中心城市的发展来看，不仅要有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实验室为基础，还需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为支撑。目前，北京有8所一流大学、162个一流学科，上海有4所一流大学、57个一流学科，合肥有1所一流大学、13个一流学科。深圳的大学既没有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也没有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可见，深圳在我国的高教地位和学术地位仍需进一步加强。
创新成本不断提升，影响了中小微企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前，深圳建设国际科创之都面临成本较高问题。高成本会提高城市人才创业和定居门槛，加大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的营商和劳动力等成本，不仅会使深圳制造业不断外迁或被迫转型为非实体经济，比如制造业企业盘地炒房，还会使创新依附的完整产业链面临破碎化、僵化的风险。
三、深圳建设全球城市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深圳与国内外城市的连接度，努力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要素流通
根据GaWC对于全球城市的排名，深圳需要进一步加强深圳与全球各地城市的连接度，使深圳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与世界更加畅通。
1. 与香港通力合作，做好连接中国内地与境外的门户
随着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及实现复工复产，经济恢复程度要普遍好于全球，意味着国际资本依旧能在中国的发展中获益。香港拥有比内地方便的基础设施、外币结算、信息流动性，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门户。深圳是唯一一座与香港陆地相连的城市，香港通过深圳与内地联通，如同香港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门户一样，深圳作为联通香港—内地的门户作用依旧显著。因此，深圳应当继续当好连接中国内地与境外的角色，进一步坚定不移地加强深港合作。
2. 加强大湾区内部区域协同，开放外资准入
深圳应加强大湾区各个层面的公共服务连接，促进城与城之间的深度融合。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要加强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加大公共服务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辐射能力，大力发展跨城地铁，对于规划建设及投资事权的归属问题进行优化和改革。加速发展大湾区内的交通设施，通过高频率的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进一步压缩地理时间与空间，增强城与城之间的关联度。
深圳应当进一步积极吸引外资，开放外资准入，给予外资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建好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城市群，再到实施开放型经济强国之路实现中国梦逐层推进。可在基础设施、交通网络信息化技术应用、置业和物流和专业技术性教育、文化创意、康复医疗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3. 强化高科技产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溢出在城市不断的转型升级中不可避免，通过产业的外溢辐射大湾区内的其他城市同样可以体现深圳的价值和影响力。大湾区内的中型城市在努力维持住原有产业的基础上，应当积极吸收深圳的产业溢出，通过科技实现产业升级。大湾区各中小城市要结合自身特色和产业样态，制定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目标。以稳定城市人口总量为导向，维持和吸纳能创造大量就业的优势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用科技的手段完成产业升级，加速“中国智造”，与深圳一起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以往，国际资本致力于寻求利益最大化，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深圳以低成本、高产出的独特优势迅速发展成了“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如今，深圳和其大湾区腹地既是“世界工厂”，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又是亚洲地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资本集聚之地，占据亚洲地区价值链的高点，也是链接内地与全球的重要消费市场、服务之城。未来，深圳要集中力量发展高端产业，通过高端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以往，全球城市均在产业转移期内通过服务业（主要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填补工业空缺完成产业升级。因此深圳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金融、咨询、会计、信息服务、广告、设计和营销等高端服务业，更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科技类产业包括科技服务业，实现城市发展的弯道超车。
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需要持续发力，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都需跻身世界一流。此外，深圳穿越科技被“卡脖子”的深水区，需要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实现贸易自由化，优化贸易和产业结构，推动中国产业向高端跃迁。
4. 缓拆城中村，避免城区出现衰退
目前，深圳有些城中村出现了商业出租比往日萧条现象。第一太平戴维斯数据显示，根据深圳的写字楼供应量以及租住的需求量预测，预估深圳自2018年以后空置率将持续上升，至2023年，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预估达到27%。经济增速放缓、产业逐渐转移、写字楼供应量大、厂房改造写字楼进一步加大写字楼供给以及移动和家庭办公的增加，均是导致深圳写字楼空置率居高不下的因素。通过借鉴全球标杆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城市的发展和转型，以及利物浦和曼切斯特等老工业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经验教训，部分二产外迁的深圳应当以稳定城区人口总量为导向，缓拆城中村。过往西方城市发展到成本上升、产业转移的时期，均出现城内人口外迁现象，此时再拆城中村就有可能使得城区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有城区衰败的风险。
城市理应容纳以年轻人为主的低收入群体，提高城市活力。要通过租赁市场信息透明化、提高“二房东”的资质认证等一系列措施，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因地施策，以租赁房、福利房、保障房等多种形式缓解住房成本高速增长。此外，对于目前写字楼的高空置率现状，深圳应当予以警惕，建议通过后台统计大数据，做出一套城市空间分配、占有和使用的模型，最终实现城市空间分配占有和使用更加公正合理。
同时，深圳应当建成中国城市更新的样板城市。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保障生态安全、促进城市文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更长远和更综合的目标；发挥集体智慧，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形成一个横向联系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运行的开放体系，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公共利益，促进城市更新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加强深圳社会经济的综合建设，全面提升深圳城市能级和综合实力
深圳要建设成为全球城市，不仅要不断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提升城市连接度的四种流）的全球流通性，还需要在城市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传承、政策和制度红利等方面，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发展水平，在五个维度同时推进。
1. 提升经济功能，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城市
建设全球金融中心是建设全球城市的重中之重，一座全球城市必是全球金融中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空间上的扩展需要一些城市作为其媒介——这些城市便是全球城市，而国际资本则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进行全球扩张。全球城市是金融业的生产场所和国际资本的集聚之地，可以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跨国金融和其他高端服务。高附加值的金融业也因此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以金融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产业链中的最高端产业。可以说，一座城市若要建成全球城市，必须成为全球金融机构集聚、金融创新力强、金融专业人才集聚的全球金融中心。
香港具有高度开放的经济和全球化商业网络，在金融、以及相关的法律、会计、咨询、物流等商业服务业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深圳应当进一步加大与香港的合作。通过深港合作等方式，加大深圳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辐射能力。深圳需推进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进度，推进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进度，加快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加快推进境外交易所股权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证券业组织，提升深圳在全球金融市场话语权以及深交所的国际地位。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发展绿色金融，争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加大力度吸引全球金融人才，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试点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推动跨境金融发展，通过深港合作服务全国，对接全球金融市场。
2. 激活海洋基因，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既是中心城市也是海洋城市，是全球航运中心，也是全球海洋科技中心。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要具有完备的海洋金融、海事法律等高端海洋服务业；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能够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突出的区位优势，城市发展后劲大，而且港口物流业发达。要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加坡、伦敦、香港等城市均提出了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建设和空间拓展有待提升。一方面，深圳亟需利用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机遇，拓展其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意味着深圳需要拓展自身在全球的航洋服务功能。需要全面发力激活海洋空间，拓展深圳物理空间。借鉴深圳与汕尾和河源等城市的深度“飞地”合作模式，建立深圳—三沙“飞地”合作，扩展深圳的海洋空间。积极参与中国在南海主权、南海管控、南海政经上的建设。深圳在航运领域需建成全球的中心，港口物流行业在全球相对领先。大力发展海洋科技、海洋金融和海事法律等高端海事服务业。深圳需要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要建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不仅要建成航运中心，更要建成全球航运服务中心，从基础航运向服务航运和智慧航运转变。从发展阶段来讲，深圳要从现在的基础航运向服务航运和智慧航运转变。从海事机构来看，深圳现在只集聚了港口和造船机构，需要有更多的船公司总部及其配套的银行、保险和中介、国际组织、海事研究所和海事出版社。从主要业务上来讲，深圳现有的货物装卸业务和部分造船修船业务是远远不够的，要进一步发展船舶经营、航运服务并成为航运服务的信息、组织、科研和创新中心。
此外，继续提高在海洋文化、海洋商业环境方面的建设，涉及海洋法律方面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抓住政策机遇建设海洋大学、国家深海科考中心和国际海洋开发银行等。加强海事的基础科研，扩展海事的产业空间，加强国际交流和海事创新，提升城市在国际通用语言环境和普及度方面的能力。
3. 提质文化内涵，建设国际时尚之都
文化也是城市软实力的一部分，深圳要增强自身软实力，有必要建成国际时尚之都。国际时尚之都是指具有丰富的国际时尚资源、要素和体系，能够在全球时尚领域有强大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在全球时尚产业链中具有领导地位和话语权。深圳虽难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那样的文化厚重感，却适合走出让年轻人都喜爱的时尚范。时尚产业是新兴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建设国际时尚之都，能给城市文明的灌入新鲜血液，提高服务贸易水平，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服务业向品牌化、网络化、融合化和时尚化方向发展。
深圳要努力发展成为国际时尚文化向国内传播的前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已经具备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城市特质，年轻活力的城市性格带来了强劲的时尚消费需求。深圳还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女装、珠宝、工业设计等优势产业占到全国半数以上市场份额。然而，深圳建设时尚之都的教育资源匮乏，时尚设计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时尚生态系统尚需完善。深圳需加强开拓时尚的教育资源，加大时尚设计产业国际化程度，形成百姓懂时尚、欣赏时尚的大的城市环境。
深圳还需完善全社会的时尚生态系统。深圳作为我国工业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最大的城市之一，正努力逐步转型升级进入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在此过程中，倘若传统产业外迁过快则容易发生产业空心化、城区人口流失和城区衰退等问题。然而二产占比不断减少，三产占比不断增加，又是一座城市由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为后工业城市的必由之路。因此，从城市转型升级来看，深圳要进一步完善时尚设计产业链，从设计和会展等方面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时尚改造，一举确立深圳国际时尚之都新的城市文明形象。
4. 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建设国际科创之都
传统国际科创之都均拥有完备的政策支撑体系、强大的科技人力资本和配置能力优良的产业基础与环境等等。深圳需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城市，并对其他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
一是利用好现有的政策支撑体系。深圳应当抓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关于“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政策利好，抓住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历史性机遇，着力建设成为国家基础科研中心城市。
二是加大吸引科技人才力度。深圳需努力保持自身低门槛研发平台的传统优势、努力维系强大的生产能力、丰富的技术人才培养机制，继续打造善于学习、紧密合作、快速转化的强大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在全球制造业加速“智造”升级关键阶段，巩固“设计—孵化—生产—运营”的一站式创新链条优势。
现有的“全球城市”如纽约和伦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点，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和跨国主义在全球的布局，这些“全球城市”会全力发展高端产业比如金融业而挤出制造业，香港的发展路径亦是如此。深圳在建设成为“全球城市”过程中则需让城市在外生性与内生性两方面共同发展，尤其是通过内生性的产业升级给制造业加以科创翅膀，建设成为国际科创之都。
三是塑造配置能力优良的产业基础与环境。40年来，深圳产业的层次逐渐提升，却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制造环节，以生产组装终端产品为主。深圳需要进一步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大对于产业链前端的设计、研发、核心元器件、材料，以及后端的物流、销售等环节的参与度。努力往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等高端环节跻身。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领域研发和攻坚。以科技促转型，以创新谋发展。
